
8。因此,第二个方案就显得越发重要了。这个方案是:沉疴用猛药,脓疱就得挤。既然香港问题在各种因素交汇作用下,愈演愈烈,索性提前引爆,让各路魑魅魍魉纷纷显露原形,再一网打尽。中央政*府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: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,中央媒体抨击力度逐渐加大(开始定性为恐怖分子了),内地民众义愤填膺(已具有民意基础,但还差香港的沉默大多数)。我们不用怀疑中央的战略决察力和胆略,我们可以以新疆治理作为一个对照样本。当年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影响,我国的民族政策出现大问题,再加上国际因素,新疆的民族问题成为大问题,“疆独”祸害远胜今日的“港*独”,恐怖分子和极端宗教分子在新疆肆虐。但中央政*府审时度势,软硬兼施,成功扭转。因此,今日香港怕也要以“治理新疆”的决心来面对了。

9。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“一国两制”。无疑,“一国两制”是伟大的战略构想,在香港回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“一国两制”的本质是什么?是在道路自信的基础上的暂时妥协与战术变通。如果以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,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来源于中国G产當的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结合。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施政,着眼于长远,打造了中国长久发展的物质、制度与组织的基石,但是理想主义过头后就酿制了“大跃进”与“文革”的灾难。邓小平时代的务实主义着眼于现实需求,释放了人民的内在驱动力,帮助中国实现快速发展,邓公的务实主义还体现在外交上,“蹈光养晦”、“搁置争议,共同开发”和“一国两制”等,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,实现了香港回归,但过于注重当前利益,也造成了信念缺失、道德滑坡、腐败丛生等问题。当然,理想主义和务实主义兼备一直是中国G产當的特色,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对象上有着各自的侧重。毛泽东当年留下香港作为对外窗口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务实与变通;邓小平在“一部人先富起来”同时始终不忘“共同富裕”,这就是G产當人理想主义之所在。

10。因此,我们再次审视“一国两制”,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忽视了“一国两制”背后的道路自信。当年邓小平提出“一国两制”,不是贬低内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,而是坚信中国内地会以巨大的成功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的香港。但是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中国内地从上到下都不自信,也难怪人穷志短,香港人在关怀内地同胞的背后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政*府会在香港的教育、媒体和法律界会自我放逐,拱手相让阵地,因为这三样恰恰都是香港(乃至西方)的软实力所在,也是西方深耕耘的地方。因此,“四个自信”的提出正当其时,我们要重夺阵地。“一国两制”之前谈“两制”太多,如今“一国”要好好说道说道,必须在制度上、法律上、宣传上、教育上确保“一国”的落实。